台灣醫疗何以“五大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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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全民健康保险（醫保）素有“台灣奇迹”之称，在國际上享有盛誉，台大教授自评為“資本主义的社會，社會主义的醫疗”，成為不少地方意圖學习的對象。

何谓“五大皆空”？為什麼會體現出“所有民众都在捧健保，所有醫生都在骂健保”的局面？

急重症醫师正在消失

每年的11月12日是台灣的醫师节。在今年的醫师典范颁奖礼上，台灣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就表示，一定會致力改善台灣的醫疗环境與醫师待遇，不仅投入新台币50亿元调整健保支付标准，并且从今年9月1日给予相关科别的住院醫生津贴补助。

据台灣醫师公會全联會理事长苏清泉介绍，台灣醫疗环境除了未来恐面临“五大皆空”，也就是内、外、妇、兒、急诊科人才短缺的窘境，醫疗场所中的暴力問题、醫病关系恶化、醫师权益保障等也都需要被关注。

目前台灣妇產科平均年龄已接近55岁，全島368个乡镇市区已有高达四成三没有妇科醫师；在某些县市，内科的一些科别已告消失；全島六成六的乡镇市区的居民面临着节假日生病没有急诊醫师的危機。

曾經人人称羡、万中選一的“金饭碗”，如今却成了避之惟恐不及的行業。現在台灣最优秀的年轻醫师纷纷弃守“五大科”（内、外、妇、兒、急）、抢攻“五官科”（眼、牙、皮肤、耳鼻喉）。“醫师荒”讓台灣人惊呼，照此趋势，不到十年，台灣人生孩子、得重病、动手术、挂急诊可能會找不到醫师救抬了。

台灣妇產科名醫高添富直指問题核心：這五大科“钱少、事多、离‘监’狱近”。 正是由于高風险、健保支付低、工時過长等三大問题，讓作為基石的急重症醫师正在快速流失中。

醫师成為高犯罪行業

在台灣看病，哪怕是最普通的門诊，都得签署一个“一般同意书”。以前“救人第一”，如今，“依法看病”成為醫师行醫的第一守则。

因為台灣醫师的犯罪率居然“世界第一”。据台灣阳明大學公共卫生研究所曾經做過的调查统计，平均每38.8天就有一位醫师被定罪。他们调查自2000年1月1日起至2008年6月30日止，台灣地方法院共有312位醫师被告，其中80名醫师被判有罪，台灣醫师的“有罪率”竟高达25.6%；相较美國，百年以来却只有一例醫疗刑事案件。

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王皇玉指出，問题出在台灣醫疗纠纷案件80%是以“刑事诉讼”方式提出，而其他地区则大多是以“民事诉讼”来处理醫疗纠纷案件。

為何台灣病患、家属偏好提出刑事诉讼？原因在于刑事诉讼成本低、便利性高。就病患或家属而言，若仅提起民事诉讼，提告人必须聘请律师、担负举证责任，证明醫疗行為與病人死伤間有因果关系，且必须缴纳裁判费用，成本较高。反之，若是改以刑事诉讼提告，其优点為可请求检察官介入，利用公权力帮助搜集证据及强制处分，并造成醫师心理压力。且无须缴纳裁判费用，还可以同時在刑事诉讼中请求附带民事赔偿。因此，从病人或家属的角度，自然宁愿采取刑事诉讼，造成醫疗纠纷“以刑逼民”的诉讼形态。

台灣真理大學财經法律系副教授吴景钦認為，現行“法律规范”不分醫疗過失轻重，一律以“刑法”绳之。他認為：“這才是醫师被指為高犯罪行業的原因所在，造成诉讼之累。”

這就逼得醫师遇到危急病人時，第一个反应不再是“救人第一”，而是“签家属同意书”才最优先。為了避免醫疗纠纷，多数妇產科醫师宁愿選择剖腹產，因為風险较低。

救人的成了“赔钱货”

作為台灣地区的骄傲，全民健保去年涵盖率就已超過99.6%，醫疗保健支出占GDP的6.6%，远低于欧美许多先進國家。醫院治病救人後无法直接向病患收取费用，而须向健保局申请给付。作為唯一买家的政府當局，可以决定一切“买”價，并且醫院不能因為價格太低，而拒绝贩卖或提供服務。然而健保给付制度存在的不合理，使得没人想當重症醫师。

双和醫院院长、外科醫师公會的理事长吴志雄举例，同样是做超声波检查，需要精细觀察的心脏超声波與普通的腹部超声波，健保给付均“一视同仁”，都是给付600元新台币。而白内障手术又和部分肝脏切除的给付也相同；但前者只花半小時不到，後者却要四五个小時以上。

救人的远不如美容的，一台乳癌切除和乳房重建手术，手术至少五六小時以上，难度较高且有風险，健保给付1.2万元，醫师最多只能拿到6000元。但自费的隆胸手术，只要20分钟，切开腋下弄个小伤口，把填充物置入，轻轻松松净赚10多万元，病人还络绎不绝。

除了外科，内科、妇產科、兒科、急诊等也是耗费資源、時間、風险、成本都高的科别，健保所给付的往往不成正比。對日益重视成本效益的醫院而言，救人的急重难症科于是变成了“赔钱货”。

年轻醫师们争先恐後投入到重视“外在美”的五官科，或是選择風险低的牙齒及兽醫，這样“趋吉避凶”的结果，讓留守的五大科醫护人员，因為人力不足，工作条件更加恶化，而超负荷的工作生态又使得醫疗過失的發生率更高，离监狱的距离也更近了，更令年轻學子们远离這个行業，如此恶性循环不止。